（上接第五版）

下午一点半钟，我们在五华山西路省政协老干部家属院里顺利地找到了李群杰二叔的住处，首先见到了已经离休了的舒自秀二婶，这一年她应该是68岁了，比11年前显得老了许多，但精神状态却是很好，毕竟这几年家庭状况各方面大有改观，以往的精神负担已经不复存在。随后，我们一行来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大书房里，见到了已经是74岁的李群杰二叔。只见他穿着一套蓝色的毛呢制服，衣服敞开着，正在一张长方桌上铺就着的宣纸上书写着小楷字。见到我们进来，他停下笔走过来，仔细看着我和同新，然后抓着我俩的手笑着说道：“啊，是赵庚侄和小段来了，上次你们来看我都已经过去10年了吧？我时时还会想起当年你们这两个年轻的解放军呢！”

我看着李群杰二叔，感觉他精神状态特别好，脸色比以前白了，也胖了些，还没留胡须，看上去不像是70几岁的人，也就60多岁的样子，与11年前的样子没变，反倒觉得比那时精神多了。我不禁惊喜着说：“二叔呀，看到您精神那么好，身体那样健康，真是太好啦！”

李群杰哈哈一笑，乐呵呵地说道：“别人也老是这么说，我倒不在意的，10年后你们又见到我，真有这种感觉的话，那这回我是应该有点自信心了！前些年在安宁温泉疗养了数月，还学了一下气功和太极拳，看来效果还是有的！”

李群杰随后问了一下王二叔与另外那位同志的情况，当他听了王二叔说的情况后，想了会点点头说：“是的，是的，四方街那儿的王家与我们李家有亲戚关系，这我有印象。”

随后，李群杰二叔关切地向我们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都认真地、尽可能详细地作了回答。

两点半钟，同新他们3人前去卫生厅办公事，说好了4点多钟来接我，我就独自一人留了下来。这一留，才有了11年后与李群杰二叔的再次较为有意义的不同寻常的交谈。

李群杰二叔把这几年的事简要地讲了一下，即在1976年初，也就是当年（1975年春）我们第一次见面以后的半年多后，他终于正式的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随即被安置在云南省文史馆里担任馆员；1979年里，云南省委组织部，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省公安厅、检察院、法院、省参事室6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一次“复查李群杰案”，但没有正式结果；这一年，他参加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的整理、编辑《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工作，与几位老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完成了共计300余万字的巨著（1984至1986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分为五卷出版），为国内、省内研究清代前后云南地方史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全面的资料依据，被专家、学者评价为是一件彪炳日月的功绩；1980年的11月份，李群杰应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中共南方局党史征集办公室、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的邀请，前往武汉出席了由上述单位联合召开的党史工作会议；1982年2月17日，李群杰正式接到了中共云南省委下达的平反通知文件，其中的内容有恢复党籍、恢复行政12级等。6月份，李群杰回到省政协担任了专职常委，分管文史工作；1984年5月，云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李群杰当选为协会主席；1986年5月，也就是我们此次去拜望李群杰二叔前3个月，由他担任团长的“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人士赴省外参观团”一行19人，从5月9日到6月19日，前往重庆、武汉、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进行了为期共42天的参观、学习。李群杰二叔告诉我说，这是他一生中一次难忘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参观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特别谈到了他们一行在重庆参观当年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红岩纪念馆”时，看到了那时南方局领导下的各省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的陈列名单，其中云南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列了李群杰和马子卿两人的名字，当时就让李群杰二叔激动异常，热泪盈眶。他感慨着对我说道：“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继往开来，无往不胜啊！”

在李群杰二叔的一阵阵感叹声之中，我抓住时机向他谈起了早已深思熟虑了多时的几个问题。首先说到的是那一本《云南省丽江地区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上的他与杨尚志二人的回忆文章。我说您与和荣先是同班同学，又是一起从学校毕业后离开丽江走上了求索之路，理应在校庆纪念册里的回忆文章中作较为详细的描述，但恰恰相反，您的文章过于简短，只是一笔带过，反倒是杨尚志同志的文章中，虽说他们未曾相处过，但根据从学校里所了解到的而作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由此，让丽江这边的许多后来学子们在看过这本纪念册后多少感到有些困惑。

李群杰二叔点头笑着对我说道：“这个情况我也听说了，文章里确实说得少，应该是尽可能多写一点的。是的，我们是一个班里毕业出来的，又是一同从丽江走出去闯荡了嘛，大家就认为我一定了解很多情况，也就期望从我这里了解到更多一些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有些时候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啊！是吗？为什么……”我顿时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李群杰二叔认真地对我作了一番解释，他说那是1928年春天里，他们初4班毕业了，在第三天他就与和荣先、王槐清等4人离开了丽江，跟着马帮踏上了前往省城昆明的求学之路。到昆明以后，他自己是投靠于在昆明的一亲戚家中复习功课，半年后考入了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文科班。而和荣先则是在到昆明两个来月后考入了设在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内的“军官候补生队”。这个“军官候补生队”是专门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仿黄埔军官学校规范，培养新型军事干部的一个新成立的机构。而当时（1928年）因为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在招生了第19期后已经停办，龙云就别出心裁地在讲武堂原址成立了这么一个“军官候补生队”。同时还开办了“军官团”“教导团”，其中开办的3期“教导团”的学员，还分别受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第20、21、22期学历的待遇。那为什么和荣先考入的是“军官候补生队”而不是“教导团”“军官团”呢？原因自然是十分明了的，因为“教导团”“军官团”招收的人员都是现役的中、下级军官，而刚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青年们自然也就只有报考“军官候补生队”的资格了的。

这样，和荣先就顺利地进入“军官候补生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候补军人（军官）学员的培训、学习。据说毕业时他的各科成绩均是第一名，上面要分配他到基层去当少尉排长了，但他却是离开云南去了广西的军校继续深造，最后说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当了军官。这个情况在杨尚志同志的回忆文章里作了介绍，我本人是比较认同的，换句话说就是比较可信的。其实，就目前来讲，我这里也是没有更多、更新的关于和荣先的资料，什么听说呀、传说的那些事就没有必要去宣扬了。总之，我自己是有这么一个认识，可能是和荣先身居国民党军队高层要职，故他的身份、职务、行踪、经历等很难有真实、可靠的了解、掌握罢了，所以我才在前面讲到了“有些时候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嘛。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通过他的家人、朋友、同僚们的介绍，拨去久违了的那么一层神秘的面纱，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这位纳西族军人的本来面目，因为人们都清楚，他曾经也是中华民族八年抗战中的一位将领。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他也算是一位抗战老兵，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

听着李群杰二叔出自内心的感言，除了感动，就是让我茅塞顿开，还有就是切实地领会到了他说的“有些时候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这句富有哲理性的箴言。人世间的事，自然是有其规律性的多，但也有例外，人们往往以为这件事会是这样，却不是这样。送给人们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生活中或许你我也会遇上。

接下来谈的是关于我看到《晋宁县党史资料》中那篇《回忆在昆阳开展革命工作的情况》的文章一事，李群杰二叔很高兴，告诉我说那是他在1983年10月参加晋宁县第二次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着重谈到了1943年8月至1946年7月他在昆阳当县长的3年中，秘密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的。

李群杰二叔还告诉我，今年4月份出版的《云南党史工作研究》第2期里，刊登了他的《追忆“马列主义行动团”》长篇回忆文章，文中主要说到了他在1935年九、十月间在广州中山大学组织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左翼学生团体，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卖国的反动统治，号召国人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来。

李群杰二叔笑着赞许地对我说道：“赵庚侄啊，看来你是很喜欢看书学习的嘛！这两册书政协办公室那里还有，你带两本回去好了，不知你们什么时候回丽江去，临走前再过来一趟好了。”

我喜出望外，急忙不失时机地看着他脱口说出：“二叔，这书我一定回去好好看，我这回还要向您讨要一幅墨宝，请您成全我多年来一直在心中抹不去的这个情结吧！”

李群杰二叔点着头，连声表示：“好，好，没问题，这个没问题！”说着，他想了片刻后认真地看着我说道：“这样吧，赵庚侄，你刚才说是还要等四五天才回丽江去，那你过3天来取吧，我把书也给你准备好。”

听了二叔的话，我心里一阵高兴和激动，不知说什么才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