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影响到当代中国繁荣富强、幸福安康，而且关涉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经180多年的磨难与奋斗，最终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在当代及未来持续成为一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巨大影响的文明样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本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洞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但文明又不等于或不限于某种单一文化或文化要素。没有文化自然建构不了文明，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是一种文明的精神内核，其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文明构成自己内涵的丰富资源，但一种文明显然又超越了一种文化尤其是可以解析的文化要素或文化单元，它是一种层级较高、形式复杂、内涵丰饶和影响巨大的文化形态。有鉴于一种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内涵的丰富性和缔造的艰巨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五大向度来理解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或者说是我们当代这场伟大社会转型的理论叙事。

一百多年来，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殖民，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无数仁人志士“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最终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覆亡的危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全面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航程。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我们最初的现代化蓝图是按照苏式社会主义谋划的，在开始的近30年中虽然取得了不俗的进步，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困于苏联模式自身的僵化及与中国现实的脱节问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具创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既摆脱了苏式现代化模式或者说刻板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桎梏，也摆脱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圭臬、两极分化的陷阱。它使得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伟大实践在短短40多年中，取得了无数伟大成就，使得中国这样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成功迈向现代化并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创新性经验。在1978年开启这场巨变时，邓小平同志就意识到，在现代化建设上，“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即从底子薄和人口多的现实出发，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如果说最初我们选择一条不同于美苏两种现代化模式的道路时还多少有些迫于情势，或者说囿于客观国情使然，那么，到了30多年后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

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40余年中，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还缺少能够与之相称的伟大叙事——系统而深刻的理论叙事。如果考虑到包括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内的以欧美为叙事主轴的整个现代社会科学，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转型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也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获得某种普遍意义的，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是如何亟待获得某种抽象或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叙事的重要性。显然，如果缺少相应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叙事，我们就不能使中华民族的这场伟大变革在精神层面获得必要的提升，那么，这场前所未有的转型就有沦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甚至GDP堆积的危险。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在我们希望通过这场伟大转型缔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变革时代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的要求。建构能够实现这场变革的理论叙事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仅取决于当代中国这场变革的客观意义，也取决于我们精神上的主观自觉。历史需要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提升和学术实践中，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社会转型和文明抉择，用能够使世界理解并予以共情的方式自主地表达出来。

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思想积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思想积淀。

如果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必须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那么，这第一个结合就需要我们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广袤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中，深入14亿多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观察、解释和提炼。这种观察、解释和提炼，是上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的现实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如果说，任何文明都是人类实践和创造的产物，那么，不去反映现代化进程中14亿多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一种真正丰富的而不是空洞的、感性的而不是抽象的、生机勃勃的而不是苍白无力的新文明形态就无由产生。

回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能够洞悉其本质就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体现和凝练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历史。单就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来说，无论从最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和粮食统购统销，以“打破铁饭碗”开启企业经济责任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造，通过引进外资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和建立股票证券市场尝试市场经济，还是到后来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开发浦东、加入WTO、设立自由贸易区（港），及至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切尝试和奋斗，显然都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践行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逻辑，也保证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方向。

在这场朝向现代化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人民在改变自我命运的同时，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和文明景观。在这个世界上还不曾有过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几亿人在短短几十年中从乡村走进了城市，从他们原来的农耕传统转身投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伟大洪流之中。在这场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无数伟大的创造。比如，在近年进行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中，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基石是工业化，呈现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五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而这样的“五马奔腾”景象在人类工业化的历史中是不曾有过的，它不仅刷新了工业文明的历史，而且也推进或者说更新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费孝通曾以吴江开弦弓村为例，在《江村经济》中讨论过蚕丝业或家庭手工业对旧中国小农经济的补充意义。为此，改革开放后，他一直呼吁推进乡镇工业以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但是，他生前没有想到，乡镇企业这项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后来会产生无数伟大奇迹。比如，在他的家乡有家原来快要办不下去的乡镇企业，20世纪90年代改制后，先做丝织；基于蚕丝数量有限，改做棉纺；再因棉纺同样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转向腈纶即化纤产业；接着，从腈纶做到了腈纶的原料聚乙烯、聚氯乙烯；最后，在辽宁长兴岛建立了占地3万亩的炼（油）化（工）一体的加工基地，而它下一步的理想是购买油轮，自己舶载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油。如果考虑到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到2021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已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在世界500强中名列第56位，你就会意识到现实不仅超越了费孝通当年希望农民能够实现温饱的生计考量，事实上也向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产生不了理性的资本核算的断言提出了挑战。

由此，作为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思想积淀，建构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真正体现了它是一种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由人民自己创造的伟大文明形态。因为坚持人民至上，它才不会偏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初衷；因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它才继承并超越了传统的民本理念；因为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的，它才是一种真正富有活力的现代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扬弃模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扬弃模式。

认真检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能够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因落后而挨打的泱泱大国在面临现代化的西方时，对待自己的传统文明一开始总是摆脱不了爱恨二元的极化态度：一方面，包括保皇党和“文化本位派”在内的保守人士，紧抱传统文化糟粕甚至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不放，即使洞察到工业化是西方文明的强盛之道，依旧死守“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从西方文明的进步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及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失败中倒向“全盘西化”的激进派，又走到了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另一端，坚信“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其实，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将传统与现代置于不可调和的两端也还是一种流行的叙事模式。比如，在整个冷战时代，为了与彼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文明竞争，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在美国学者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上建立起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成了为美国战后国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成了美国学者雷迅马所说的“非共产党宣言”。在这一理论构架下，既然传统与现代“水火不容”，传统必被视为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时必须抛弃的重负。

尽管在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上述传统—现代的二元观点及为追求现代化执意抛弃传统的主张不时浮现，但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挑战之中，也有许多人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是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备资源。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面对这份丰厚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费孝通穷其一生也在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因为中国的变迁“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沿着费孝通的思路，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干脆说“只有有传统的国家，现代化才能真正精彩”。

当然，强调传统与现代并非是决然对立的，不是说传统就是现代，或者说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当保留所有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面对优劣同在、良莠共存的传统文化，自然应该“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所以，费孝通在提倡形成“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时，也强调这一主张“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历史证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好的扬弃之途，就是前述“两个结合”中的第二条道路，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百余年间，这场“结合”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追求、人生信仰、治理理念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存在诸多内在契洽性，越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这场结合就越加水乳交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现代化以蓬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也使马克思主义屹立不倒，成为一种新质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

（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