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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读书声最佳

——中华文明中的读书重学传统(下)

(续9月15日《文化》第2版)

读书声里是吾家

池塘四五尺深水,

篱落两三般样花。

过客不须频问姓,

读书声里是吾家。

官事归来衣雪埋,

儿童灯火小茅斋。

人家不必论贫富,

唐人翁承赞诗中的这句“读书声里是吾家”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多少书香家庭的自豪。出身礼乐名家、东南茂族的翁承赞是大家族重视读书的代表,更多的普通士人则是渴望耕读传家,既希望“万卷藏书宜子弟”,又钟情“一樽满意说桑麻”。整体上,社会是以“家有读书子”为基本要求,以书香门第为无上光荣。

最晚至唐朝,城市街巷、乡村农家听到琅琅读书声就不再是稀罕事了。作为读书氛围深厚的朝代,唐朝的社会风尚近乎全民读书。不仅读书启蒙早,“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书”,而且涌现出大量少年英才。王勃、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大批被后世敬仰的文人,少年时即善诗。究其原因,不外乎良好的家教和浓郁的社会读书氛围。

如果说唐以前,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学、孙康映雪读等甘贫苦学的事迹尚属特例,那么,唐以后则不论贫富和智愚,勤学读书则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书籍进入寻常百姓家。四岁而孤的欧阳修,家贫只能用荻画地学书,“勤读书史”;“博学而无所不能”的司马光,读书至不知饥寒酷暑;“读尽天下八分书”的郑樵,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家庭条件好的,如熟读百家的苏洵,用自身的优势为孩子创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家境差的,如元稹、欧阳修皆幼年丧父,均受益于母亲的教育。明清时期“良母课子”的主题更是绘画中的一大风景。

家族和地方也鼓励赞助读书。族中富人或个人或几家合作,出资办学,邀请名师教子弟读书的情形非常普遍。史载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载,两浙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会稽自建炎以来,“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浙江青田“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福建“城里人家半读书”,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有人认为,读书风气与科举紧密相关。其实不尽然,科举固然是读书人的一条出路,有不少因子孙科甲鼎盛而成为世家名门的例子,然而,更多家庭重视读书并不以科举为目的。如曾国藩家风好,然亦教子弟“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左宗棠家风正,书香浓,然其戒子求学切勿为功名。

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诚然,其中也未尝不涵盖了读书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意思在呢?

书自香我何须花

“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自香我何须花。”这句出自清代小说《狐狸缘全传》的名诗,道尽了古今多少读书人的心意。千百年来,无数读书人既有“三更灯火五更鸡”饱读诗书以图康济万民的宏伟政治抱负,也有“天为读书留种子”寄情诗书以图自修自娱的惬意人生襟怀;既有“以读书著文忧国爱君为事”的名臣,也有以“愿读尽世间好书”为人生乐事的普通士人。

《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读书的三重境界,即由“知”至“好”而“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达到“好学”的境界不容易,如孔子所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或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要实现“乐学”的境界更不易。孔子尚且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己忧。然则,古代历史文化画卷中常常出现以读书为乐、以书香为美,以读书充实人生,修养品格,提升精神的读书风景。最有名的莫过于晋陶渊明不仅种豆南山下,还“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初唐宋之问茅斋读书“暝还探旧史,颇知古人趣”,武元衡“惆怅管弦何处发,春风吹到读书窗”,宋代翁森《四时读书乐》有句“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赵季仁自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欧阳修也感叹“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朱熹读书能到如此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说:“人生一世,有三乐:开卷读书,闭门修禅,一语济世。”郑成功亦说:“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清人曾国藩以“读书读出金石声”为一乐。

更能引起人们心向往之的风景有三:一是在山林寺庙读书。自隋唐始,寺庙就成了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唐肃宗时,李泌隐居南岳12载,潜心读书。后其子李繁任随州刺史时,于南岳建邺侯书院以纪念,就成中国书院之始。刘长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读书;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读书;温庭筠、杜牧、杜荀鹤都曾在庐山读书;王播寄居扬州木兰院中读书多年;范仲淹在醴泉寺僧舍中读书;苏轼更与寺庙僧人佛印交友,留下不少趣事。一则古代山林寺庙环境清幽,可以息却红尘功名之心,可以陶冶性情诱人诗性;二则寺庙省钱,省去不少烦恼;三则不少寺庙有藏书,僧人有学识,可以交流请教,真正是个读书好去处。

二是古代读书人笔下那一幅“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唯美画面。清代亦学亦商的管斯骏在《题查履光〈红袖添香夜读书图〉》中抒怀:“怜我青灯常寂寞,泥他红袖细商量。”“红袖添香”出自宋代词人赵彦端的《鹊桥仙》,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将其化为诗意:“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静夜、青灯、红袖、暗香,这一幅有声有色、动静适宜、别有韵味的文人夜间生活图景就此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一种赏心乐事。如果加上雪,那就更妙了:“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汤显祖《与李太虚》)

这并非古代文人的情色幻想,实则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开始接受女性作为智力型的同类,认同女性才华,甚至渴望拥有能与他产生共鸣的伴侣有关。(参见李晓愚《明清才女文化与女性读书图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泥他红袖细商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清人毛大瀛初婚时赠诗其妻:“他日香闺传盛事,镜台先拜女门生。”其妻笑道:“要改一字。”毛问何字?其妻将“门”字改为“先”字,就成“镜台先拜女先生”。这种自信是学神配学霸的自信。席佩兰的《夏夜示外》伴夫读书至深夜:“夜深衣薄露华凝,屡欲催眠恐未应。恰有天风解人意,窗前吹灭读书灯。”颇有画面感。

三是书与茶、知己组成的黄金搭档图。要问古之读书人,什么是简单人生,什么是惬意活法?无他,一书一茶一知己而已。《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游学交友就成了一种古老的读书风景。孔子本人就是著名的游学者。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李白、杜甫等更是亲身体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找寻他们的“诗和远方”。一如《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所说“游学博闻”,游学不仅可以开阔视界,增长见闻,而且可以寄情山水,拜师访友,留下了诸如“兰亭雅集”“岳麓双讲”“程门立雪”“雪夜访戴”等经典文化史话。不仅传播了思想文化,也践行了知行合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茶和书无疑是最好的伴侣。古代读书人嗜书与嗜茶,几乎达到了浑一的境地。本来,茶就是伴读之首选。“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其堪夸。”一杯茶,使人神思清明淡定;一卷书,使人沉静冲融从容。茶似禅,书似友;一个清心、一个明智,再加一知己,让人情悦。风轻云淡无如茶,书卷多情似故人,在这里达到一个高度和谐而完美的统一。这种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怀,正是中华文化中读书传统的重要价值体现。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读书重学传统基因居功甚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这一传统基因,推动全民阅读。既要有“读书破万卷”“读书如克名城”的劲头,也要善于“从无字句处读书”,养成读书好习惯,端正读书价值观,做新时代知行合一的实学实干者。(全文完)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党校(长沙)教授、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原载2024年4月19日《光明日报》】

惟有读书声最佳

作者: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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