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9月15日《文化》第4版）

（2）“包产到户”直至去世，卖炭翁夫妇供出4个大学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粮为纲”，从“包产到户”到“地富摘帽”，改革春风阵阵激荡。我的父亲及乡邻们像亿万中国农民一样，以巨大的热情拥抱社会变革，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开放，在偏僻的小山村书写了平凡而精彩的人生篇章。

当时，我家里的负担更重了：奶奶年近80岁，我刚考上大学，妹妹、弟弟分别在上初中，小妹在上小学。父母亲商量后，确定了母亲在家种好责任田为主、父亲仍然上山烧炭找钱的思路。在此前那个发展缓慢、物资匮乏、不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除了母亲起早贪黑编织一些生活用品，逢街天去石鼓街上赚点日常开销钱外，没有其他找钱门道。当时，烧炭是虽然异常辛苦却找钱最快的一门活计。父亲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又踏上了那条他在风霜雨雪中不知走过多少次的山路。除了农忙时节需下山协助母亲外，直至去世前一天，他一直用脚步丈量着这条从家里通向鸡心山的崎岖山路，这条在他心里充满美好愿景的山路。年近50岁的父亲，像返老还童般，瘦弱的身躯里似乎有钢筋铁骨，源源不断地爆发出巨大能量：迎着星光、踏着月色，顶着骄阳、风雨无阻，有时一天要背3次炭到家（从家里上山背一次炭来回要3个多小时）。有时，上午还在石鼓街上卖炭，天黑时分他又从山上背着一背炭回到家。暑假、寒假里，父亲就抓得特别紧，往往窑里的炭还未充分冷却就抢时间出窑。有好多次，我钻进又烫又闷的窑子里，只受得了20多分钟，但他一钻进去就待个把小时才出来透透气。每当1000多斤的一窑炭出窑，几个弟妹和母亲一起将炭背回家，再背到两公里外的石鼓街上去卖。接过买炭人尚有余温的钱，我们的学费、路费有了着落，家里又可以搞点基建或添些物件了。这时候，父亲就会产生发自内心的愉悦：与他一起走在上山的路上，总是有说有笑地讲些故事、说点笑话给我听。村里不少乡邻都说，这个阿彩（父亲的小名）怕是吃到仙药了，人那么瘦、脚那么硬，天生不知疲劳，从来不见他病了躺下，连过年都舍不得休息，而且，越苦干越硬朗、越苦干越精神。

有一次假期快结束要返回昆明上学，我在路上劝父亲：“阿爸，您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要是在山上觉得累了，可以打个盹、睡个觉调节一下。毕竟您快50岁了，一个人在山上干这么重的活，我在外有些放心不下。”父亲轻松地笑着说：“阿东，作为长子，你跟我上山这么多年，还看不出我已经把烧炭作为一门人生艺术？我正在享受吃苦背后带来的巨大乐趣。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烧好炭是一门艺术。这么多年，我对这座山、这几片树林已烂熟于心，知道如何砍伐、如何换场、哪些要砍空、哪些要留、几年可以复砍、窑子怎么挖，还有，钻山窑、马蹄窑、锅盖窑等哪种更好，装窑时粗细木柴如何搭配，怎么掌握烧火、拉烟、封窑火候才能烧出一窑好炭，如何打扫窑子，里面的炭脚才会更少、炭才好烧。其次，靠诚信找钱是艺术。整个石鼓街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我的炭好，所以，不论是你妈妈还是你们兄妹去卖炭时，都是单位或有人家订好了，背去就卖了。你告诉人家多少钱一斤，他们就会按斤付钱钱，从不会怀疑、从不会讲价。这是多年的诚信换来的口碑，说明人家对我这个卖炭翁是理解的、尊敬的，我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其三，烧炭是既吃苦又享受的艺术。说起烧炭的苦，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集体吃大锅饭时，的确感觉烧炭很苦，但为挣了工分，为了不饿肚子，为了你们4个兄弟姊妹长大成人，我忍气吞声、低头做人，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如今不同了，感谢“包产到户”让我们得到温饱、“地富摘帽”让我们找回尊严，特别是恢复高考改变了你及全家的命运。你能考上村里乃至石鼓片区的第一个应届本科生，我脸上有光、心存底气，身上更有使不完的劲。如果你的二妹、弟弟也能考上大学，那我和你妈这辈子值了。我现在简直就是在享受烧炭带来的人生乐趣，越是苦干越有精神、越是苦干越有盼头。真是‘蜜蜂采花，苦中有甜’啊。”

1986年7月，我大学毕业的同时，二妹考上了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系，弟弟考上了西南民院历史系，父母亲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当时有昆明来的记者专程到我家采访，并写了一则《卖炭翁夫妇供出3个大学生》的新闻。当时，小妹尚在上小学，后来（1993年9月），她考上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法律系，父母亲及我家在石鼓乃至金沙江边有了一定名气。

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假期里随父亲上山烧炭、背炭的时间仍然较多。有一次，我劝父亲：“我和阿凤都拿工资了，只有阿文、阿珍需供读，您一定要减点干活的量，掌握着做。”父亲说：“你和阿凤要成家，阿文还得供他两年，阿珍以后上高中也要用钱，我的体力好得很，还能干好几年。”我当了6年多教师后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后，就几乎没有时间随父亲上山烧炭了。小妹到昆明上大学后，我在春节回家时对父亲说：“我们3个大的会供小妹读书。我觉得您不用上山了，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既要种庄稼又要养猪、做家务，也很辛苦。过几年您就60岁了，我也不放心您一个人上山。”父亲只是淡淡一笑：“论干活，好多30多岁的人还不是我的对手呢。我的任务还未完成，我在山上会边做边闲、慢慢干，阿珍毕业了我会考虑你说的话。”

1998年底，国家实行禁伐天然林，此时，在四川省委办工作的弟弟的孩子快半岁，父亲说：“这次，我的任务将完成了。过年后我该去成都领孙子了，还真有点舍不得爬了30年的这座山和这条路。”当父亲背完最后一背炭、将炭窑毁掉，打算第二天去背一背干柴，并把斧头等工具收拾回家时，他却倒下后再也起不来了。

4.父亲戒烟

父亲回乡务农后，找副业的时间居多，在山上干活的时候多，既辛苦又单调，休息时就抽烟解闷。因找副业手头时常有点零花钱，父亲抽的烟档次不低。他爱抽“红双环”“三七”“春城”“大前门”，“金沙江”算是最低档的，因为烟瘾不大，偶尔他也用烟斗抽自己种的草烟。在我上小学后，父亲突然戒烟，连烟斗也丢进灶里烧掉了。我问他怎么说戒烟就戒烟，他答：“抽烟无聊得很。再说，你们读书都要用钱。”自此，父亲彻底戒烟。他常说：“我烧炭时烟熏火燎都没事，就怕香烟味，一闻到就头晕。”他还告诫我不要染上烟瘾。说句题外话，小时候的我也顽皮，曾与同学偷偷抽过“金沙江”“红缨”“等外烟”，有时还抽瓜杆烟。小学4年级的一天下午，我偷偷用父亲当年剩下的老草烟卷了一支烟，躲到家附近的玉米地里抽，抽完后头晕异常，回到家倒头就睡。父亲以为我生病了，摸着我的额头问发烧没有。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头还在隐隐作痛。此后，我就再也不抽烟。

5.如果政策放开一寸

生产队时期，我家吃饭的人多，还因为地主成分，有几年被扣减工分（以需出义务工的名义）。因此，年底分红时，除去基本口粮款外，常常所得无几。印象中，早些年我们家多为黑户，年底分红款为负数，后来找副业的工分多了开始好转，由几十元增到一两百元，最多的一年超过400元。那些年正在“一大二公”“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头上，找钱的门道几乎被堵死。有一次，奶奶生病急需用钱，父亲写了借两元钱的借条，从村东边跑到村西，好不容易找到生产队队长签批，又经会计审核，到出纳处却被告知没钱，得等几天。跑了半天多却拿不到救急的钱，父亲就生气地说：“如果政策放开一寸，我阿彩也不会落到这一步。”这话后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但因我们与队长有一点亲戚关系，平时队长也敬重我父亲，便未将此话上纲上线，只是私底下把父亲喊去教育一番。

为解决开销钱及学费，我与父亲曾背碎炭卖给公社、大队机关，拿着钱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你知道我为啥要背炭给他们？因为我卖点碎炭，有个别人眼红、有意见，但你想，连公社、大队的领导都敢买，说明这个事没问题。再说，他们冬天也需要烤火取暖。”有一次，我与父亲在黄昏后才用手推车拉着父亲利用烧炭的间隙锯解的小方料、板子卖给了工商所。几天后，大队书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去背炭的父亲，就严肃地问道：“阿彩，有人反映你乱砍滥伐，还倒卖木材，我正要派人来调查一下呢。”父亲赶紧小心地说：“刘书记，你最了解我了，我哪里敢瞎干呀？这些木材，有的是你们村拉木头的人漏滚下来的（父亲炭窑以上山林是箐口村集体林，林木茂密丰富），有的是村里人批了木材指标砍伐后的梢头，有的是被风吹倒的树木。我看着怪可惜的，就抽空捡了扛回来，想为孩子找点学费。这个事，阿原表叔可以为我作证的。”同行的阿原爷爷用坚决的语气说：“刘书记，阿彩哥说的千真万确，我这个贫下中农可以拍胸脯担保。板子还是我与他一起拉锯子锯好的呢。”听了这话，刘书记告诫：“我知道了。但要记住，活树不能砍，没有批指标的树不能砍，批了指标后多砍也不行！”父亲赔笑应答着。此后，我仍多次与父亲用手推车拉着干柴、小方料、椽子等卖到财政所、学校、食品厂等。后来，我在大学假期上山背炭的路上遇到刘书记，他还高兴地用浓浓的川音对我父亲说：“阿彩，你的儿子能干，既为家庭争了气，也为石鼓争了光。上大学了还能随你上山，不错。好好读书，将来肯定会有出息。”我和父亲一再感谢他当年的关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