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杨尚志(下)

作者:杨一红(古城区)

杨尚志全家福。(作者供图)

我的父亲杨尚志是一位具有坚定革命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纳西族优秀儿子,也是一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文武双全的军事家。

立志报国

1915年,父亲出生于玉龙县拉市镇吉余村委会余乐村民小组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读小学时,课余时间他会帮家里做些家务和农活:上山砍柴,下地打猪草,逢年过节也积极参与传统民俗活动。这些经历让他从小培养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尊重大自然的品质。

15岁那年,父亲考入省立第三中学。少年时期的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常常废寝忘食地泡在图书楼里。青年时代,父亲志存高远、上下求索,经常出入“丽新书社”和“边铎读书会”。在读中学期间,他就接触了大量进步书籍,并担任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并参与了许多宣传进步思想的活动。

1933年初,为了寻求光明,父亲前往昆明求学。后来为了抗日救国,他未等师范毕业就投笔从戎。1935年7月,父亲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在近5年的军校生活中,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还曾担任第十四期学生队分队长、第十七期学生队副队长。父亲虽离开丽江14年,却始终牵挂家乡,丽江人民为抗日捐款时,他便从微薄的生活费中挤出钱寄回家乡。

1936年6月,父亲参加了由费炳同志组织的读书会,他们的秘密活动地点设在螺峰街一间僻静的楼房(今节孝巷39号云南省地下党建党旧址)。1937年底军校毕业后,经费炳同志推荐,父亲留校任第十四期学生队分队长。1940年4月,昆明分校派一批学员赴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校尉官研究班”学习。在那里,父亲了解到很多蒋介石的阴谋,无比愤慨的他当即将蒋介石的讲话及其阴谋详细记录并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社。信件被特务截获,又因父亲常在墙报发表革命文章,笔迹被反动派认出,因而被捕入狱。

被捕之初,父亲便下定决心: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身份绝不能暴露,同志绝不能出卖,党的秘密绝不能泄露,必须全力保护党组织的安全。对这份誓言,他自始至终坚守不渝,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在4年的牢狱生涯中,父亲先后被关押于姜公馆、王公馆、集中营等处。无论身处何地,面对何种诱逼,他始终坚守革命意志,站稳党的立场,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1944年,包括父亲在内的300多名政治犯获释。

出狱后,父亲积极寻找党组织。1946年5月,他经重庆、贵阳辗转回到昆明,找到入党介绍人费炳同志,汇报了狱中斗争情况。经费炳同意,父亲通过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介绍,到云南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担任总务工作。期间,他目睹了闻一多先生遇刺,亲自安排黄包车送闻先生前往云大医院抢救,不顾个人安危迅速向地下党组织报告。

1947年,父亲受云南省地下党工委派遣回到丽江,着手建党、建军、建政工作。1948年9月,中共滇西北工委批准成立中共丽江县工委,父亲任县工委书记。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全县各族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人民武装斗争。1949年,丽江地下党领导的“五一”大游行显示了人民力量,壮大了人民志气,在滇西北产生重大影响,奏响了解放原丽江县的第一乐章。1949年7月1日,原丽江县获和平解放。此后,父亲继续率队伍奔波于滇西北的崇山峻岭、田间乡村,为解放全中国投入新的斗争。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与“边纵”七支队在大理会师,七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完成使命,由十四军直接指挥。在第二野战军的统一指挥下,他率部参加歼灭贺国光匪部、追歼胡宗南残部及解放西昌等战役,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同年7月,父亲离开基干团,年底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率领的“边纵”为解放丽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战功卓著,1950年底,父亲奉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一期一班深造。他是班里为数不多的民族学员,但无论军事课程还是理论学业的成绩均名列前茅。1951年国庆节,父亲作为学院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朱德总司令的检阅。

爱生如子

1952年,父亲在云南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受到错误处理,之后又屡经冲击。在整理父亲革命回忆录的日子里,听着他的讲述录音,我眼前浮现出他与战友们翻山越岭、浴血奋战的场景,耳边仿佛响起子弹呼啸、炮火轰鸣的声音。多少次,我泪水模糊;多少次,我心潮澎湃——我终于真正认识了父亲。他和别人的父亲不同:他不会为我们铺平道路,但教导我们从小做一个诚实善良、吃苦耐劳、能战胜困难的人;他没有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让我们几代人受益的精神遗产。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重返讲台,我也考入丽江师范学校,成为他的学生。在那段日子里,我亲眼目睹他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的情景:精心设计教案,亲手绘制挂图,认真批改作业……因他知识渊博,家中常常挤满前来求教的学子。看着父亲的背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那样受人尊敬的老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政策得到落实,名誉得到恢复。本可安享晚年的他却始终惦记着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为了帮助战友们落实待遇,他多次奔波于省军区、十四军军部。年近七旬的他短途靠步行、长途搭便车,历时一年多为老战友解决了离休待遇问题。

那些日子,父亲日夜忙碌:天未亮就有人敲门,来访者一拨接一拨;夜深了,他仍在与老战友交谈。为落实和立信的待遇,父亲多次上门了解情况,在他生病期间常去探望。1983年和立信去世后,父亲撰写挽联:“早岁投笔从戎,血战台儿庄,一心驱除日寇。恨蒋帮辱国日蹙百里,辛劳半生,解甲归田,壮志未酬空滴泪;中年得党领导,建军滇西北,开创历史新篇。率纳西勇士踊跃参军,各族工农,全力支援,千秋伟业耀人间。”

见父亲日夜操劳,家人心疼地劝他别太拼命。父亲总是说:“我累点没关系,可有些老战友真的等不起了。如果不尽快落实待遇,他们就等不到那一天了。他们是和我一起出生入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战斗的弟兄啊。”父亲就是这样,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为了战友的清白,他竭尽全力,体现了共产党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展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质。

父亲是一位爱生如子的好老师。我常听当年的丽江师范学校学生讲述他关爱学生的往事。20世纪70年代以前,丽江师范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高寒贫困山区。父亲待学生如己出,对特困生更是关怀备至。学生的衣服破了,他让我的母亲帮忙缝补,还让我的母亲教女学生裁剪、做鞋、缝衣、做饭;学生生病,他拿出家常药品,还让我的母亲给学生做病号饭。家里做饭时总是先热好学生的饭菜,再做自家的。

1980年我毕业时,丽江师范学校的同学们议论分配去向,有人说我肯定能留城工作。母亲多次催父亲找关系让我留在城里,父亲却说:“不用找。老师到哪里都是教书,不会分到没人的地方。”结果我被分配到乡下。临行前,父亲嘱咐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爱生如子、一视同仁;钻研业务,早日成为教学能手;讲究教学艺术,做学生、家长、社会欢迎的老师;对教学质量要高标准、严要求。

言传身教

正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我在教育岗位上努力耕耘了30年,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一生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便遭受不公待遇也笑对人生。他最爱唱《在太行山上》:“红日照亮了东方……”那浑厚的歌声至今仿佛仍在耳边回响。每当我遇到困难,就会想起父亲从未向任何困难低头,总能战胜它们。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面对工作与人生,坚定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父亲一生两袖清风,踏实为党工作,从未谋取私利。他去世那天,老干部局的同志来家中想找一件像样的衣服,翻遍衣柜只找到一套灰色毛呢西装。那是我母亲为让他在国庆35周年座谈会上穿得体面而缝制的,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西装。老干部局的同志感慨:“堂堂杨司令,家里竟然什么也没有啊。”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虽然言语不多,却教导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勤思勤学。他带我们开荒植树、栽花种菜,告诉我们“打铁要靠自身硬,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他的教诲下,我们认认真真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恳奉献。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正如悼词中所言:“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坎坷,但坚定不移,始终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不计个人得失,不愧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好干部、纳西族早期共产党员,是丽江各族人民尊敬的老前辈。他对党忠诚,对工作负责,对同志热情,平易近人,德高望重;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勤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党性坚强,顾全大局;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廉洁奉公,高风亮节,深受干部群众爱戴。”

父亲的一生是壮丽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在丽江各族人民中广为传颂。父亲的“打铁要靠自身硬”这句话我铭记在心,并身体力行。过去几十年,我以父亲为榜样,热爱祖国、热爱党,兢兢业业、自强不息;今天,我要求子女以外公为榜样,踏踏实实工作、学习、做人。

亲爱的父亲,我终身的老师。您离开我们已30多年,但您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激励我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