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理解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五大向度》）

面向世界各民族的开放与包容性系统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面向世界各民族的开放与包容性系统。

在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方面，现在每每为人称道的是费孝通在耄耋之年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说前述“文化自觉”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保有持中守正的“自知之明”；那么，这16字箴言所讨论的问题则是，在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扩展造就的经济全球化君临天下之际，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被卷进同一个历史进程并频繁交往之时，人类作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当怎样和平相处？显然，这种文明互鉴或文化合美的观点，体现了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迥然不同的东方智慧。

其实，近代以来凭借工业化一家独大的西方文明，最初也是在向非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西方世界摆脱中世纪蒙昧的现代性起源于14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但殊不知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复兴有赖于阿拉伯文明尤其是8世纪中叶后的“百年翻译运动”，而这些原为手抄本的希腊典籍的广泛传播，又与中国的造纸术不无关联。而现代数学、医学甚至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技术，同样与阿拉伯文明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而在稍后酿就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中，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甚至误读都起了不同的作用。比如，韦伯所说的表征现代性的科层制的建立，与中国的科举及文官制度有关；而丝绸、茶叶尤其是瓷器的使用，像德国学者桑巴特所言，促进了以奢靡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进一步说，对中华民族疆域内乃至整个世界上各个民族持开放与包容态度的中国智慧，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传统文明延续中形成的，它“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就中华民族疆域内部而言，一部悠久的代代赓续的中国史，既是一部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诞生、发展和交融，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通过交流与交往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以实现从自在走向自觉的统一文明形态的历史。而就更广袤的域外而言，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也一样借鉴吸收了亚洲其他文明，近代以来则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而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更是一场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总体性汲取。

当然，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包容和接受并非从古至今都是同一尺度的，也并非自始至终都是积极主动的。历史证明，当我们的文明越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时就越是自信，越是自信时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包容尺度或者说海纳百川的胸襟就越大。鲁迅曾说过：“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同汉唐相比，清末的中国大概属于“衰弊陵夷之际”，但其时盛行的闭关锁国之政，不但不能救中国，反倒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覆亡。

面对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内忧外患，我们民族之大幸在于，就如鲁迅所言，“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正是因为怀揣救国扶民的气节，创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才会在近代中国文明大厦将倾之时，依旧相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才会面对彼时强势甚至嚣张的外来文化，大胆提倡“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毛泽东同志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时，也发愿“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同样，邓小平同志面对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而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局面，一方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反对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提出要有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的勇气。

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没有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现代中国，那么当下也正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才会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即将这一建设置于更为宏大的全球文明倡议之中。在全球文明倡议的蓝图中，文明不是单极的而是多样的，不是对立的而是互鉴的，不是冲突的而是共荣的，并且正是凭借“和而不同”，文明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样表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样表征。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实现，那么，这场伟大复兴最终的目标应是建构一种既能扬弃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又能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同向甚而卓然前行的现代文明形态。显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经历现代化的伟大转型之后，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富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一种理论、一种体系、一种传统文明的转型和复兴叙事，那么，这场现代转型在造就人民幸福和弘扬民族传统的同时，也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并丰富人类文明的内在意蕴。

我们所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是因为从我们的文明因西方的侵入而蒙尘的那一刻起，一代代仁人志士尽管立场不一、观点各异，但无一不意识到民族复兴就意味着朝向现代建设一种新的文明。为此，冯友兰将《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表述提炼为“旧邦新命”，并坚信“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因此，他们的差异不在我们的民族应否学习外邦、我们的文明应否转型、我们的国家应否变革，而只在我们应该向谁学习、如何转型和怎样变革？如果说从梁启超、孙中山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上有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贤们都意识到，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结果不能“没有了中国”，由此他们都坚持不能单纯地模仿英美苏俄，在模仿中丢失自我，那么，他们也十分清楚，历经转型和变革后的中国也不能“还是原来那个中国”，由此他们同样反对文化守成和文明复古。

我们所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又是多样的，起码有两重表里镶嵌的基本含义。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规定上说，多样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植根当代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文明为主体，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滋养，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有益成分融合而成的有机的文明整体。罗素曾写道，“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作为曾经向西方和俄国学习的“学生”，历经百余年的磨难与自主奋斗，当代中国终于交出了令世界惊叹的答卷。

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外显形态上说，多样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它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三者互为依托的统一的文明形态。建构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凭借百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变革，创造了一种新文明形态富有生命力的雏形：它不仅在短短40多年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改变了14亿多人的生存状况，还通过“中国制造”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提供了物质生活的便利，而且，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与秩序示范，通过14亿多人对生活的理解、对意义的判断、对理想的追求，为一种现代文明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理解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应该仅仅立足于我们民族的过往传统，也不应该单单取自我们如火如荼的当下实践，还应该把我们新的文明放在人类文明的熔炉之中加以锻造，让我们的文明在兼容人类文明一切伟大品质的同时，又秉持自己最富特色的初心。只有这样的文明，既能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也能使我们自己“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当年，面对帝国主义的欺凌，鲁迅曾经写道“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今天，在倡导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下，如若将“武力”替换为和平相处语境下的“国力”，中华民族从自己坎坷的百年历史感悟中，就有可能自觉建构出世界上率先将公道与国力合为一体的现代文明。

（原载《光明日报》2024年6月7日11版。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