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老屋已经整整15年，老屋留给我的那些难忘记忆，时刻萦绕在梦里。

老屋坐落在村口大路边，院子正对着两棵高大挺拔的红椿树。院子的大门朝西南，左边栽着一棵可一人环抱的老槐树。每到春天，槐花挂满枝头，花瓣随风飘舞，散落在大路上，散发着扑鼻的清香。

儿时，小伙伴总爱爬上老槐树上去采摘槐花、槐果。有时，他们还睡在老槐树上，翘着腿、哼着歌看大路上背着背篓去赶街的大婶。爱管闲事的村里人指着睡在老槐树上的小伙伴高声叫喊：“鬼娃子，想死了？从树上栽下来就好玩了。”小伙伴莞尔一笑，挤眉弄眼地说：“关你屁事。”老槐树底下有一块能睡两个人的大青石，常年有小伙伴或带娃的老人坐在上面。天长日久，大青石被磨得油光锃亮。从老屋外面跨过用红椿木做成的、两寸多厚的大门槛往里走，是一片用鹅卵石镶砌的斜坡。走过两丈见方的斜坡，又是一道门，俗称二道门，门朝东面开，正好对着后园子的马厩门。

老屋的院子呈正方形，北边是正房，正房左边是夹间，我家就住在夹间里。院子西面是低于正房的一所楼房，居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滕，一户姓王。老滕在外地的桥工队工作，媳妇带着3个儿子居住在楼房左边；老王一家7口，住在楼房的右边。正房的右边居住着一户姓臧的人家，老臧在供销社工作，妻儿5人，东面是他家的厨房。因为老屋中住着4户人家，自然就成了大杂院。院子中央有一口水井，四方形，井栏用青石板镶嵌。井边有一棵龙圆树，长得枝叶茂盛，树下放着一个花岗石杵臼，里外被磨得光滑透亮。人们常说“大杂院里长大的娃，见识广、磨炼多”，大杂院里的4户人家贫富不均，长年累月生活在一起，生活的艰辛、人间的冷暖与我一起成长。

在生活窘迫的20世纪60—70年代，大杂院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无不涤荡着我的心灵。

老滕家因老滕在外地的桥工队工作，离家很远，为节省往来开销，他每年只回家探亲一次，每次在家住上十天半月。老滕回家时，总爱带一些生活用品或布料，有牙刷、牙膏、香皂、肥皂，还有缝制衣裤的涤纶、迪卡、的确良布，惹得村子中有钱无钱的大娘们“叽叽喳喳”地往老滕家跑：有钱的请老滕买回涤纶和迪卡；稍逊一点的请老滕买回的确良布料；无钱的也要借钱请老藤买回一些生活用品。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她见比我家穷的人家都买布料，有些坐不住了。一天，我放学回家，她告诉我：“我借钱请老滕帮忙买几尺的确良，给你缝一件白衬衫。”我说：“我不要，借钱缝什么衣裳？”母亲知道我的秉性，不再多言。我想，古有“嗟来之食”，今有“借钱缝衣”，二者何异？古人云，“笑脏笑拙不笑补”。服破烂一点，只要补好洗净穿在身上，不会有人嗤笑。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家乡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时，经常穿着一件洗白且打着补丁的青色军装给学生上课，感觉既舒服又自在。

经过老滕的打拼与媳妇的省吃俭用，后来，老滕家买了木料，在村子西北面盖起了新房，搬离了老屋。老滕家的3个儿子也都成了家，分成3房。许多年后，我每年放年假回家，偶尔遇到老滕家老两口背着菜篓子笑眯眯地从清驿街上回家。虽然岁月不饶人，老两口的脸上渐渐爬满了皱纹，但依旧春风满面地和我打招呼：“林哥，回来了。”我依然跟以前一样热情地跟老两口寒暄。我曾与老滕家一起住在大杂院里，同喝一口井里的水，同住一个屋檐下，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如今，随着岁月的不断流逝，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老王家儿女多，7口人挤在半边楼里。为此，生产队按照解决住房困难户的政策给老王家批了宅基地。他家起了新房，很早就搬离了大杂院。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老王是生产队里饲养牲口的能手。老王在后园子的马厩里养着4匹骡、马，老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饭，吃过早饭后把骡、马从马厩里放出来喂水。骡、马吃完水后，老王就拍着马鞍叫着：“枣栗，靠、靠……”马和骡子就一匹一匹地朝着老王拍着的马鞍走过来，用背去接鞍子。少儿时，我觉得饲养骡、马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人不但能骑着骡、马去放牧，骡、马也听饲养人的话。后来，随着年龄增大，我才慢慢知道，原来很多家禽或牲畜是通人性的，包括猪、羊、骡、马。

老王家的4匹骡、马中有一匹枣栗马，走起路来威风凛凛，人见人爱。老王家的骡、马曾被盗马贼偷去，后又被生产队找回来。“文革”时期，有一年，生产队的500多人不但断了粮，还断了盐。生产队队长只好召集社员开大会，商量何如解决断粮缺盐的事。经过群众提议，最后一致决定由老王赶着枣栗马去一平浪盐厂驮盐。一天清晨，老王一个人赶着马从老屋院子里出发去一平浪盐厂驮盐巴。老王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去为生产队驼盐，这一壮举让生产队的群众十分感激和敬佩。经过7天长途跋涉，老王找到了一平浪盐厂，把盐驮着往回赶。然而，终因路途遥远、人困马乏，枣栗马几次瘫倒在公路边。老王为了不辜负群众的重托，曾几次从马背上接过盐驮子扛在自己的肩上，牵着枣栗马赶路。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老王赶着枣栗马一步一挨地回到了家。群众摘下鞍子一看，看见枣栗马的背上全是烂疮。老王更是瘦得只剩皮包骨，一回家就病倒了，十几天后才从床上爬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枣栗马没过几天就死在马厩里。生产队的群众怀着对枣栗马的爱，将它抬到凤凰山脚下埋葬了。3年后，老王也不幸离世。老王独自赶枣栗马为村里人驼盐的事，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老臧报名参加了1956年的剿匪战斗，与土匪周旋过两年多。他参加过大小剿匪战斗数十次，因负伤立功被安置在永胜县医院做后勤工作。几年后，为照顾家庭，他被调到星湖公社供销社工作。在缺衣少粮、购物凭证的年代，供销社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老臧家有6口人，两儿两女和妻子。其妻不但尖酸刻薄，还爱显摆。无论老臧从供销社捎回家什么东西，她都要拿出来到大杂院里显摆一番，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人常说，“穷得有不得，有了了不得”，老臧家风光的日子过了很多年后，家庭发生了变化：大儿媳与婆婆闹起了矛盾。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大杂院井栏边站着3个人用吊桶打水，好像要把井里的水打干。我感到很奇怪，就向井边走过去，经询问才知道，是老臧的老婆与儿媳吵架后跳井自杀，被人捞起后，院子里的人怕井水被弄脏，正在掏井。自此以后，老臧的老婆就得了神经病，整天疯疯癫癫，有时脸上红光满面，有时蓬头垢面，嘴巴里整天“咕嘟咕嘟”地讲个不停。又过了几年，老臧的老婆跳水塘自杀了。

老臧的为人处世与其妻相反，乐善好施，心地善良。无论他每次从供销社带什么东西回家，都要一家一家地送上门去。他一边递东西一边说：“东西虽少，大伙尝尝。”老臧做人做事都很低调。曾记得有几次，我和父亲到星湖去卖自留地里种出来的菜，他看见我们站在街上卖莴笋、萝卜，就主动走过来叫我们到供销社食堂吃中午饭。吃饭，他把我们的伙食费记在自己的账上，不要我们付钱。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这一餐粗茶淡饭使我终生难忘。

时光一晃过去了十几年，老臧从星湖公社供销社退休回家住在大儿子家。有一年春节我回家探望父母，得知老臧已病入膏肓、瘫痪在床。我提着一点东西去看望他，他眼眶湿润，颤抖着说：“感谢了……”我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想了好半天才说：“自从我退休后，单位就没有人来看过我。”我想，是啊，现在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年代，供销社的辉煌年代早已过去了。如今，不景气的星湖供销社还会有人知道曾经参加过剿匪且立有战功的老臧吗？回到单位后，刚好见到县供销社下派来的工作队员，我便将老臧过去的情况告诉他，请他帮忙向县供销社汇报并给予关心。后来得知，老臧去世时，星湖公社供销社曾派人为老臧开了追悼会。这也算是对老臧在天之灵的安慰吧。

父母离世3年多后，我依依不舍地将居住过多年的老屋和后园子一并卖给了老臧的二儿子。如今，时光过去了许多年，回想起在老屋度过的难忘岁月，回想起曾经在老屋里共同生活过的老滕家、老王家和老臧家，从与他们相处的岁月里、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不少东西，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走向了成年，懂得了什么是诚信，以及怎样去担当、怎样去关爱。